我院多位教师在China Review发文探讨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力

　　我院张长东老师作为主编(guest editor)组织的“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力”专刊(special issue)近期由China Review刊登出版（Volume 21, Number 3, August 2021），我院封凯栋、刘颜俊和张长东老师及其合作者参与了三篇论文的撰写。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慧荣副教授、柏林自由大学的刘宇辰博士（即将入职学院）也贡献了两篇论文。

　　在导论文章中，张长东老师提出：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力是两个相关但却不同的概念，二者都在近年内得到了比较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研究者的重新关注。本文在吸收新近理论进展的基础上，将两个概念和韦伯主义国家观及托克维尔主义国家观相互对应，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辨析、定义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力二者的概念。韦伯主义国家观强调组织和官僚执行治理项目的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基础。而从托克维尔主义国家观出发，国家权力却强调国家的组织型构如何塑造社会，国家行为的总体模式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者的利益、意识和行为，进而影响国家能力——因为国家能力是国家相对于社会而言的、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换而言之，国家权力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能力、组织性权力(organizational power)。论文认为，通过对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政治的理解，也丰富了国家中心论范式的解释。在概念和理论梳理之后，文章归纳了专刊中五篇论文的内容和各自贡献。其中，三篇论文从官僚机构自身特征和政策（任务）特性出发，研究了不同领域的国家能力及制度绩效的差异。另外两篇论文则从国家的制度型构和国家行为的总体模式出发，讨论了国家权力及其对个体和社会组织等社会行为者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封凯栋和姜子莹（我院博士，现任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在“中国创新补贴政策中的国家能力：政府知识的视角（State Capacity in China’s Innovation Subsidy Policy: A Perspective on Government Knowledge）”中延展了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中的“基础性国家权力”的概念，从知识和能力的视角来对当今中国创新补贴政策做了定量分析。文章认为，在当前中国的创新补贴政策中，国家对产业的渗透性和国家用于创新政策的专业性力量都不够；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后，中国需要重建一套国家产业信息系统，以有效地实现与产业界的互动，获取制定和执行创新政策所需的信息，以此来实现国家对创新活动的精准介入，并避免政策工具的滥用。

　　刘颜俊老师的论文“Perceptual Divided Leviathan and the Mod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中国民众如何策略性地选择政治参与形式? 超越既往的关注整体或某一类型政治参与，该文关注了公民在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中相互关联的、不同程度的卷入, 提出了参与组合(participation portfolio)的概念。文章认为：普通民众感知到的央地分裂的利维坦，是高度不确定的参与环境下一个重要的认知捷径，被用来评估不同政治活动的相对成本收益，从而策略化参与组合。运用参与组合概念于调查数据，潜在类别分析揭示了中国四种不同的大众参与模式——局外人、传统者、扰乱者和活跃分子。实证分析发现，民众对央地政府在信任度和正直度上的分裂的感知影响着他们对政治活动类型的选择、导致参与模式的转变，而非整体参与水平的变化。那些对央地政府的感知更为分裂的民众更可能采取扰乱者参与模式，而不太可能采取传统者参与模式。通过揭示中国大众政治参与的基本模式和一种重要的心理-理性，文章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国家制度型构（尤其是其央地关系）如何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

　　苏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张长东的论文“State Power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olicy Advocacy in China”通过定量分析研究了国家权力对社会组织政策倡议策略选择的影响。通过将国家的制度型构拆分为三个层次，宏观层面的官僚主导集权制、中观层面的党政权力大于立法和司法权力，以及微观层面的双重管理体制。基于北京、浙江、黑龙江三省市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数据库，论文发现三个层次的制度特征都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倡议有影响：社会组织更偏爱有序参与色彩更强的政治倡议（political advocacy）而非社会倡议（social advocacy）——而且两种参与总量都不多；社会组织更倾向于直接影响政府部门或业务主管单位，而非人大或法院；社会组织的自主性（operational organizational autonomy）越强，其各类政策倡议活动越少。因此，一方面国家权力影响了社会组织政策倡议的渠道选择；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更多是协商性而非对抗性，加强了国家能力。

　　维多利亚网站平台和国家治理研究院重视对国家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本辑专刊的编辑得到了北京大学人文社科战略发展基金项目“当代国外国家理论”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