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赵宝煦学术基金举办 “中国政策过程中的科层官僚制与政治动员”讲座

　　5月21日下午，北京大学赵宝煦学术基金“中国的政策过程”系列讲座第四期在廖凯原楼207教室成功举办。维多利亚网站平台徐湘林教授以《中国政策过程中的科层官僚制与政治动员》为题进行了讲座，吸引了线上线下师生观众的积极参与。本次讲座由维多利亚网站平台长聘副教授张长东主持，维多利亚网站平台助理教授马啸进行评议。

　　张长东副教授首先介绍了徐湘林教授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成果，并向其赠送了讲座纪念礼品。随后，徐湘林教授进行了讲座。

　　徐湘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对政策过程理论的关注。他认为，政策过程研究不是公共政策分析，后者更偏重于公共管理层面，而政策过程研究则更关注于政策制定执行的动态过程，关注与政策过程相关的各种因素是如何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徐老师指出，政策过程研究可以丰富对中国现代国家的理解，也是对政治学中层理论建构的努力和尝试。其次，徐湘林教授强调将科层官僚制与政治动员的概念用于研究中国政治对理解现代中国政治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徐湘林教授随后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现代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归纳与评述，认为政治运动研究只注重了历次运动的具体内容的研究而缺乏理论视角的升华，运动式治理研究则受西方制度化、理性化主流理论影响或多或少将“法理的”科层官僚制与运动的治理方式对立起来。徐教授指出，政治运动是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大规模政治动员的特殊方式方法，具有革命现实中的可行性和多功能性，建国后作为革命遗产和成功经验被沿用于国家建设和治理的实践中。徐教授进一步指出，只有将“政治运动”、“运动式治理”描述性概念抽象提升到“政治动员”这样的学术概念，才能更好理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重建的政治形态以及其发展的前景。

　　徐湘林教授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入手，介绍了共产党开展政治动员的思想和历史来源以其政治动员的根本要领，并指出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政治动员一直是党推进社会革命、实行社会改造、推动经济建设乃至实现现代化的核心手段和重要权力工具。徐湘林教授指出政治动员与党的执政能力也是密切相关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改革实现了国家治理体制走向了理性化和制度化，强化了政府的科学决策和依法行政，导致了行政科层技术权威的提升，也强化了行政科层技术的独立性。而政治动员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并在建国后继续沿用的治理体系。徐老师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需要分工明细、层级分明的专业性官僚科层体系来管理和运行，科层官僚制组织运行是基于日常运作管理的，而政治动员则是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管理的，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又长期共存。
 

　　之后，徐湘林教授介绍了自己在近几年的一些社会考察的经历，在这些调查中，他发现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采用了政治动员的方式，这引发了他的研究兴趣，随后开始从政策过程的视角观察政治动员与科层官僚制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他发现，当前政治动员正经历一种治理运动的回归，徐老师又进一步指出，政治动员是一种政治体制的存在。他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中，纯粹的行政国家无法推动社会变革和应对重大危机，而政治国家可以。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党就成为了政治国家的载体也成为了政治动员的组织和体制。徐湘林教授随后从我国的督查检查制度和运行机制为例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论证。

　　讲座最后，徐湘林教授指出，当代中国国家的政权基础性权力既来源于科层官僚制，也得益于政治动员，而运动式治理这一传统技术的激活和重新运用恰恰为我们进一步观察国家治理中党的政治动员传统和技术更新提供了便利。同时，徐湘林教授也指出，政治动员能打破科层官僚制的僵化、低效率和利益保护，解决重大突出问题，但也会因为其忽视法治和制度约束，容易被滥用。徐湘林教授最后指出，政党政治动员体制和能力可以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去探讨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经验”的可能。

　　在评议环节，马啸助理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与徐湘林教授在学术上交往交流的经历，对徐教授讲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予以高度的评价。马啸老师指出三点从徐老师讲座中引发的散发式观点：第一是关于政治动员对官僚自主性的协调能否和发展型国家的研究文献进行对照；第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体制是否可以进一步做细化的分类；第三则是理性化官僚内部也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即在中国官僚集体内部“专才”和“通才”之分，也可以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的研究。

　　讲座现场，万鹏飞老师、杨立华老师也先后对讲座的内容进行了评价并提出问题，现场和线上的观众也提出了问题，徐湘林教授对其中的典型问题进行了回应。讲座在现场听众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