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军出席八国集团（G8）罗马国际会议
2月20-21日，维多利亚网站平台傅军教授出席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罗马国际会议。今年意大利担任八国集团的轮值主席。作为八国集团峰会的预备会，本次会议在位于罗马的联合国世界粮食组织总部举行。130名与会人员先后围绕着四个议题展开互动性极强的发言和讨论。四个议题是，一，“全球化世界中的危机”，二，“教训和寻求新的出路”，三，“气候政策和能源安全”， 四，“可持续的粮食生产”。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意大利外交部长弗朗哥?弗拉蒂尼和经济部长朱利奥•特雷蒙蒂参加了第一场会议并发表了演讲。
作为发言嘉宾，傅军教授参加了第二场会议的研讨和会后的记者会。与他同场参加研讨的其他演讲嘉宾包括，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安吉尔?葛利亚先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曾任布什总统特别顾问卡罗斯?帕斯库尔大使，曾任里根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哈佛大学教授马丁?非尔德斯坦，欧洲央行执委会委员罗伦佐?斯马奇先生，阿根廷央行行长马丁?理德拉多先生，印度战略研究研究院院长桑迪普?瓦斯勒卡先生, 美国AIG集团副主席、前以色列央行行长贾科布?法兰克尔博士。
会议的形式是简要发言、讨论、回答提问。以下是傅军教授发言的部分摘要。
在会议讨论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时，傅军教授说：在经验世界中，从来就不存在没有政府的市场。当下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还不如说是政府的失败，是政府在市场某一部分监管的失败。允许几十倍的金融杠杆是不可想象的。树是长在地上的，不应长在天上。在理论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所说那只“看不见的手”，虽然强调了市场的配置效率，但是其中隐含信息完全的假设。有鉴于此，要在理论上说清政府的作用，让我在此提及三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他们是罗纳德?科斯，乔治?斯蒂格勒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勒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是他提出信息不是完全的。斯蒂格利茨则进一步指出信息是不对称的。对于科斯来说，由于横向的市场上有机会主义的风险，纵向的制度安排是必须的，问题只是纵向和横向的制度安排之间的界线应划哪里？由此可见，市场是离不开政府的。
是否管制太少了？我认为，问题不是多少，而是管制的质量。出路在何？为了哩清和剥离所谓的有毒的(toxic)坏账，对银行进行暂时的国有化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注意，这至多是应急采取的过渡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还有，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对于国内市场，有主权政府；但是即便如此，监管也出现了问题。对于全球市场，没有跨国的政府。危机是全球的，政府是有国别的。这在理论上有矛盾，很有可能会导致全球市场上的机会主义。在不存在类似主权政府中央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在国际层面，出路只能是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当然，合作的前提是信任。目前一些国家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出现抬头，如果不及时遏制，会使各国失去彼此的信任，进而引发以牙还牙的贸易战。历史上，1930年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就是试图以高关税壁垒保护美国，结果是触发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今天该法案被普遍认为是30年代大萧条加剧的催化剂。曾是美国议长的迪普?奥尼尔说：“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此时此刻这句话也在提醒大家，在当下危机还没见底的时候，各国的政治家更是必须顶住来自地方的政治压力。不然，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危机只会加深、加长。
在谈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以及贸易不平衡与汇率时，傅军教授说：请允许我说三个相关的方面。第一观察，第二解释，第三涉及相关问题。至于观察，我们不但要看总数，还要看人均。在19世纪初中国的GDP大约是世界的1/3，当时中国的人口也是世界的1/3。人均效率还不错。一个世纪后，中国GDP占世界比例跌倒13%，改革开放前，还不到5%。今天根据不同的计算，大约是又回到了10-15%，但目前人口是世界的1/5。看见，今天中国人均还不如自己历史水平，目前还排在全球的平均以下。相对发达国家，相对于自己，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
第二，怎么解释中国近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我提三个假说。一是借用亚当?斯密的市场配置效率的逻辑。设想一下，由于农业的性质，改革前中国农民有效工作时间一年只有三个月，不然多干也是拔苗助长；再设想，改革后，他们一年12个月都干活了，他们离开土地来到城里和市郊，或是制造鞋和玩具，或是当建筑工人。仅仅计算一下时间，他们的生产力也提高了。二是，让我们超越新古典经济主义的技术边界、进入约瑟夫?熊彼特的强调技术的逻辑世界。只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技术距离，而且能把这个距离逐步缩小，这又是提高生产力的源泉。如果说前两个假说分别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第三个假说更是企业层面，与卢卡斯--罗默内生增长模型有关，或叫企业的自生能力。在这一点上，FDI在中国起了连结劳力和技术的媒介作用。FDI不光是资本，更是技术和管理。与俄国不同，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吸收了大量的FDI。作为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桥梁，FDI总体是逐步增强了中国企业的自身能力，没有使中国企业像俄国转型时所受的“休克疗法”。当然下一步，中国更应重视自主研发。我们把以上三点加起来，大体可以解释中国的经济的增长。
最后是相关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长期过多地依赖出口和投资，国内消费不强。造成这种结构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劳工收入提高的速度没有跟上他们的生产力增长的速度。结果是，生产大于消费，剩余只能靠国际市场。中国出口/GDP的比率远远高于美国，高于日本。现在设想一下，如果突然国际市场突然萎缩了，将是什么情况！产能过剩是必然。要解决问题，提振内需的重要性凸现，不然就将面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但是内需不是可以在短期内解决的事，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这时候拿汇率来说事显得政策上很不务实。好的政策必须基于现实，有所超前，但不能过于超前。因此，汇率的升降必需是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一步到位。顺便一提，过去3年来人民币已升值了20%以上。
现实是，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的相互依存。根据有关研究，下一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可能会高达50%。在全球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能保持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大的贡献。
在讨论世界经济前景时，傅军教授说：应该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加以区别。发达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在此基础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在理论上还没能说得很清楚。日本经济长期委靡在深层面与此有关。至于美国的情况，原来是拿所谓“新经济”来解释。虽然理论的逻辑方向没错，但程度似乎是夸张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眼前的金融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发达国家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从一个被夸张的高均衡点跌到一个真正体现生产率的均衡点上。除非在理论上能说清楚生产率提高的新的增长点，我的估计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在相当时间内将是“L”形态。它们面临的挑战估计比上一次经济大危机还要严峻，原因是那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还在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至于发展中的国家，那些新兴国家将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原因是它们的工业化过程还没有走完，还有很大增长的空间。当然，前提是它们必须走向市场、法治以及对权力和利益的有效制衡。从近期看，如果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得以有效的遏制，估计它们的经济发展趋势会是“V”形态。建立和完善法治以及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将于发达国家之间逐步收敛，这是总体趋势。这主要不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下降，而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上升。正如一场110栏的赛跑，跑进13秒的人已不容易再提高了，跑在后面人的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当然，这种经济增长中心的调整和转移不是给定的，需要各国高超的政治智慧，减少摩擦，避免战争。从历史上看，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地球上各国人口的人均收入相差不大，只不过那时大家都处在一个更低的均衡点上，都生活在专制的、农业经济的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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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形式是简要发言、讨论、回答提问。以下是傅军教授发言的部分摘要。
在会议讨论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时，傅军教授说：在经验世界中，从来就不存在没有政府的市场。当下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还不如说是政府的失败，是政府在市场某一部分监管的失败。允许几十倍的金融杠杆是不可想象的。树是长在地上的，不应长在天上。在理论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所说那只“看不见的手”，虽然强调了市场的配置效率，但是其中隐含信息完全的假设。有鉴于此，要在理论上说清政府的作用，让我在此提及三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他们是罗纳德?科斯，乔治?斯蒂格勒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勒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是他提出信息不是完全的。斯蒂格利茨则进一步指出信息是不对称的。对于科斯来说，由于横向的市场上有机会主义的风险，纵向的制度安排是必须的，问题只是纵向和横向的制度安排之间的界线应划哪里？由此可见，市场是离不开政府的。
是否管制太少了？我认为，问题不是多少，而是管制的质量。出路在何？为了哩清和剥离所谓的有毒的(toxic)坏账，对银行进行暂时的国有化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注意，这至多是应急采取的过渡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还有，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对于国内市场，有主权政府；但是即便如此，监管也出现了问题。对于全球市场，没有跨国的政府。危机是全球的，政府是有国别的。这在理论上有矛盾，很有可能会导致全球市场上的机会主义。在不存在类似主权政府中央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在国际层面，出路只能是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当然，合作的前提是信任。目前一些国家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出现抬头，如果不及时遏制，会使各国失去彼此的信任，进而引发以牙还牙的贸易战。历史上，1930年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就是试图以高关税壁垒保护美国，结果是触发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今天该法案被普遍认为是30年代大萧条加剧的催化剂。曾是美国议长的迪普?奥尼尔说：“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此时此刻这句话也在提醒大家，在当下危机还没见底的时候，各国的政治家更是必须顶住来自地方的政治压力。不然，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危机只会加深、加长。
在谈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以及贸易不平衡与汇率时，傅军教授说：请允许我说三个相关的方面。第一观察，第二解释，第三涉及相关问题。至于观察，我们不但要看总数，还要看人均。在19世纪初中国的GDP大约是世界的1/3，当时中国的人口也是世界的1/3。人均效率还不错。一个世纪后，中国GDP占世界比例跌倒13%，改革开放前，还不到5%。今天根据不同的计算，大约是又回到了10-15%，但目前人口是世界的1/5。看见，今天中国人均还不如自己历史水平，目前还排在全球的平均以下。相对发达国家，相对于自己，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
第二，怎么解释中国近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我提三个假说。一是借用亚当?斯密的市场配置效率的逻辑。设想一下，由于农业的性质，改革前中国农民有效工作时间一年只有三个月，不然多干也是拔苗助长；再设想，改革后，他们一年12个月都干活了，他们离开土地来到城里和市郊，或是制造鞋和玩具，或是当建筑工人。仅仅计算一下时间，他们的生产力也提高了。二是，让我们超越新古典经济主义的技术边界、进入约瑟夫?熊彼特的强调技术的逻辑世界。只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技术距离，而且能把这个距离逐步缩小，这又是提高生产力的源泉。如果说前两个假说分别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第三个假说更是企业层面，与卢卡斯--罗默内生增长模型有关，或叫企业的自生能力。在这一点上，FDI在中国起了连结劳力和技术的媒介作用。FDI不光是资本，更是技术和管理。与俄国不同，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吸收了大量的FDI。作为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桥梁，FDI总体是逐步增强了中国企业的自身能力，没有使中国企业像俄国转型时所受的“休克疗法”。当然下一步，中国更应重视自主研发。我们把以上三点加起来，大体可以解释中国的经济的增长。
最后是相关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长期过多地依赖出口和投资，国内消费不强。造成这种结构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劳工收入提高的速度没有跟上他们的生产力增长的速度。结果是，生产大于消费，剩余只能靠国际市场。中国出口/GDP的比率远远高于美国，高于日本。现在设想一下，如果突然国际市场突然萎缩了，将是什么情况！产能过剩是必然。要解决问题，提振内需的重要性凸现，不然就将面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但是内需不是可以在短期内解决的事，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这时候拿汇率来说事显得政策上很不务实。好的政策必须基于现实，有所超前，但不能过于超前。因此，汇率的升降必需是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一步到位。顺便一提，过去3年来人民币已升值了20%以上。
现实是，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的相互依存。根据有关研究，下一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可能会高达50%。在全球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能保持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大的贡献。
在讨论世界经济前景时，傅军教授说：应该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加以区别。发达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在此基础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在理论上还没能说得很清楚。日本经济长期委靡在深层面与此有关。至于美国的情况，原来是拿所谓“新经济”来解释。虽然理论的逻辑方向没错，但程度似乎是夸张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眼前的金融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发达国家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从一个被夸张的高均衡点跌到一个真正体现生产率的均衡点上。除非在理论上能说清楚生产率提高的新的增长点，我的估计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在相当时间内将是“L”形态。它们面临的挑战估计比上一次经济大危机还要严峻，原因是那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还在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至于发展中的国家，那些新兴国家将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原因是它们的工业化过程还没有走完，还有很大增长的空间。当然，前提是它们必须走向市场、法治以及对权力和利益的有效制衡。从近期看，如果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得以有效的遏制，估计它们的经济发展趋势会是“V”形态。建立和完善法治以及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将于发达国家之间逐步收敛，这是总体趋势。这主要不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下降，而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上升。正如一场110栏的赛跑，跑进13秒的人已不容易再提高了，跑在后面人的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当然，这种经济增长中心的调整和转移不是给定的，需要各国高超的政治智慧，减少摩擦，避免战争。从历史上看，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地球上各国人口的人均收入相差不大，只不过那时大家都处在一个更低的均衡点上，都生活在专制的、农业经济的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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