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举办
2014年10月23日，第二届“北京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术研讨会”在维多利亚网站平台廖凯原楼134会议室成功举办。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维多利亚网站平台和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20余位教授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以“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理论、实践与挑战”为主题，主要涵盖“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挑战”两个议题，旨在通过中澳高校学者之间的学术研究，为国家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提供研究支持，同时为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学术交流搭建平台。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秘书长、政治发展与政府研究所副所长、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燕继荣教授为研讨会致开幕词，希望本次研讨会能够为国家治理研究提供新成果，为中澳两所大学专业人士的交流提供新经验。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David W?qLovell 教授作为澳方代表简短发言，对主办方、老师以及同学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并预祝此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燕继荣教授致开幕词
此次学术研讨会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会议以“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为专题，由燕继荣教授主持。
在此阶段中，徐湘林教授以“比较政治研究范式与国家治理”为题，从历史比较的视角探讨、分析了中国30年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轨迹和所面临的治理危机的性质，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治理危机是一种“转型危机”，指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和转型是对经济-社会转型的一种渐进式的、结构性的适应过程。他认为国家治理至少包括六个基本要素：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体系，权威性的决策体系，有效的政府执行体系，良性的政治互动体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对华政策研究专家David Kelly以“中国的项目制与国际工程承包：卷积和互动”为题，认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单位制”，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也是治理运作的基本方式，而在21世纪的中国，“项目制”已经取代“单位制”成为中国治理的基本方法。他指出，中国官方已经采纳并广泛使用这样一个制度，以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建立其所期望的“发展”和“现代化”。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副秘书长田凯副教授以“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治理策略”为题，先对西方语境下的“非政府组织”与中国的社会组织进行比较分析，然后系统地考察了2010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改革，并把这些改革归纳为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社会组织分类管理等九个方面的内容，进而对政府管理策略变革进行了理论解释和评价。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尚晓援教授以“公信力，非政府组织和国家治理”为题，认为公信力的挑战是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在治理中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为了实现有效的治理，中国需要建立包括问责，应责和负责等制度要素在内的完整的公信力制度。
第二阶段的研讨会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David W.Lovell教授和张剑博士主持。
在此阶段中，燕继荣教授以“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中国的问题和挑战”为主题进行了报告。他认为“国家治理”强调的是“积极治理”，而非“放任主义”；“国家治理”强调要站在“国家立场”上，而不能容许“利己的分散主义”和“碎片化”；“国家治理”强调要“现代化”，强调要依照民主协商的原则,依法而治。为了有效解决“治理不统一、服务不均等权力碎片化”的问题，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必须进行基础制度建设,包括国家结构制度建设，法治制度建设，公民权益制度建设，社会组织制度建设。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David W.Lovell教授做了关于“国家、非正式规则和中国当代治理面临的挑战：一个历史的视角”的报告。他认为正式的规则、制度虽然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且发挥很大作用，但非正式制度即非正式规则在维持秩序也起到无法代替的作用。中国政府虽然越来越注重正式制度的作用，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具有双重性，即非正式规则既有与现代治理理念相互冲突的一面，同时也有维护社会秩序不可忽视的作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张剑以“领导小组和中国国家治理”为题，通过对‘领导小组’概念、特征、产生原因的探究，认为‘领导小组’制度的存续和强化，反映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中长期存在并日益加剧的制度型治理困境：一方面，愈演愈烈的‘碎片化威权主义’体制和强烈的‘运动式治理’偏好促成了“领导小组”制度；另一方面，‘领导小组’制度的发展与强化又阻碍了有效的规范化、法制化的常规治理机制的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副秘书长段德敏做了关于“多重现代性――中国儒家思想及现代民主”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探讨了从传统资源中汲取现代国家治理智慧的可能性，但到底如何结合古代和现代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现代民主与传统儒家契合与否的难题尤其值得反思。他指出，古代的民本思想中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现代民主有着根本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价值就无法与现代民主结合。儒家价值应在与权力相脱离的基础上对现代民主和国家治理产生影响。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Ilan Katz 教授以“中国的政策转移和社会政策：机遇与挑战”为报告主题，以比较政策学为研究范式，提出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的核心在于“扬弃”，即探索一个国家政策的有效性要从“照搬-模仿-培植-综合-创新”这五个动态过程进行考察。同时指出，政策迁移的过程不是单方面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相互学习、借鉴、比较的双向动态过程。为了更好地体现政策迁移理论，他认为发达国家关于儿童福利的政策在中国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立华教授报告了其工作论文“强政府社会协同治理的类型和制度设计原则――中国北方荒漠化治理的实证研究”，认为强政府和强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中国具有可能性，强政府和强社会具有互补性、共生性，而非传统所说的对立性。这种互补性并不排斥竞争，竞争与合作在动态中共存，这种关系显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只强调合作的单一维度。
维多利亚网站平台吴丕教授以“政治发展理论与中国农村治理问题研究”为题作为此次研讨会的最后发言。他通过人民公社解体以来农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考察，简述村民自治在学术上的两种争议，讨论了村民委员会和乡政府的关系、农村中“两委”的关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危机的现状以及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等主要矛盾，认为未来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和村民自治必须通过国家的治理进行宏观规划、设计和指导。强调国家在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乡村发展与乡村稳定的兼容性、强调国家在政治体制变革的主导性与村民自治的区域性特征是他对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的主要观点。
针对每一位学者的主题发言，参与嘉宾都给出了精彩的点评和高度的评价，并就“老年化问题是否具有政策的迁移性”、“领导小组制度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治理的民主绩效与经济绩效兼容性”等问题展开了学理与实践的讨论。通过与会人员的提问和报告人的回应，双方加深了对国家治理理论研究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最后，徐湘林教授对此研讨会进行简要评述，燕继荣教授做总结发言。燕教授认为“北京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术研讨会”旨在通过学术最新成果的分享与讨论，探讨国家治理的前沿话题，为加强学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创建一个良好平台，而学校之间轮流承办的方式将继续延续下去。会议结束后，与会学者纷纷向主办方表示感谢，对本次会议高水平的学术探讨、严谨的组织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期待能再次访问北京大学。
与会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