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公共政策讲坛】西方公共政策运行环境的变化 ——陈大卫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讲坛发表演讲

      2019年4月6日晚，应维多利亚网站平台MPA教育中心邀请，中国欧盟协会副会长陈大卫在廖凯原楼342报告厅以“西方公共政策运行环境的变化”为题发表演讲。本次讲座由政府管理学院俞可平院长主持，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教授担任评议人。

      俞可平院长对陈大卫会长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陈会长的工作经历。陈大卫现任中国欧盟协会副会长，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俞可平院长代表学院向陈大卫教授颁发了MPA特聘导师聘书，期待陈教授为我院MPA培养和教育工作给予更大的支持。

      陈大卫会长首先从动力机制的角度梳理了西方公共政策运行环境的变化。他谈到，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滞涨，保守主义抬头，新自由主义引领了30年。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称、工具不对称、机会不对称、地位不对称等问题的出现，导致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进而产生了社会贫富的分化和阶层的固化。多数人的焦虑和惶恐、不公正感和不安全感滋生了左翼民粹，也成为社会撕裂和秩序失衡的导火索。
 

      接下来，陈大卫会长主要从溢出效应和内部演化两个层面深入地分析了西方公共政策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1989年华盛顿共识出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美元为条件，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输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西方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制度，但结果是社会动荡、贫富分化，经济上也没有任何起色。随后，颜色革命的爆发，使欧洲陷入了危机。另一方面，从溢出效应来看，也带来并加剧了文明的冲突。

      从内部演化的层面来看主要有三点：第一，感性化社会产生了公共政策的逆向选择；第二，经济利益绑架了公共政策的监督机制；第三，所谓政治正确的神圣教条左右着公共政策的评价机制。相比关心选票的政客，公民往往更关心自身利益，感性地对公共事务进行判断。一些哗众取宠的政策建议，仍有可能被敲锣打鼓地付诸实施，而一些符合公众长期利益，却无法在感官上取悦于民的政策建议，往往被社会舆论所批判。一些授人以渔的公共政策带给选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利益获得感，往往不如直接授人以鱼的公共政策。

      陈大卫会长强调，一些基于感性认识的公共政策决策，往往会事与愿违，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造成危机。当一个社会从理性变得感性，公共政策的运行环境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质上也就是从公共政策正向选择的大概率环境，转变成逆向选择的环境。

      随后，陈大卫会长重点分析了公共政策的监督机制。他认为，西方以新闻媒体为主导的公共政策监督机制有些变味了。当今全球生产力严重过剩，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公共媒体作为企业市场竞争所依托的重要平台，其经济功能变得十分强大。为了博人眼球增加广告收入，媒体更关注于推动经济膨胀，媒体的监督大多是反对限制经济膨胀的政策，或者是根据利益得失、与企业之间的暧昧程度作出的取舍。现代媒体可以从泡沫化的经济膨胀中获利，被利益绑架的公共媒体不会在意泡沫化经济是否会损坏公共利益。

      一个成熟的公共政策运行体系，需要有评价机制。波普和哈耶克从哲学和经济学的不同角度出发，提倡开放、平权、多样和包容。陈大卫会长强调，我们考察人类社会系统通常从五个视角观察：安全的环境、发展的机遇、和谐关系、繁荣态势和进步稳定。开放和平权可以最大限度的释放发展机会，但是某种程度上也要依靠竞争和博弈。包容是维护和谐关系、促进有序协同的一种方式。

      沈体雁教授对陈大卫会长的演讲进行了总结和评议。他认为，陈会长的演讲给我们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非常前沿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其一，陈会长用大量经典的文献，从当前全球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困境出发，深刻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背后深层次的利益冲突。其二，非常细致地描绘了一幅西方新自由主义、三权分立构架下，西方传统政治逻辑的悖论，一方面是三权分立当中总有一权是不受控制的，另一方面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多元和政治政权始终存在一种悖论，直接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其三，进一步分析了范式转型条件下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效益，特别强调了外部的溢出效应。应该重新思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范式。

      在互动环节，同学们与陈大卫会长展开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